规划人生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了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表述其理由时说到：“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的园林式皇宫，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标志中国古代造园与建筑艺术的巨大成就。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实物资料”。还说明，“这样一座具有世界性突出普遍价值的艺术杰作，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从此，这座皇家园林和周围寺庙就成为人类共同拥有和保护的世界文化财富。根据世界遗产保护公约规定，这颗紫塞名珠从此将永久地远离了战火。

夏宫肇建　陪都形成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承德市，是东经l18度和北纬4l度交汇点。建设于十八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从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帝算起，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四位帝王曾巡幸。康熙和乾隆时期，每年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是在承德度过。按时间折算，乾隆帝在位期间有二十多年是在承德居住的。摄政王多尔兖（顺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死于承德故地喀拉城，追谥成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雍亲王允禛（建有承德狮子园雍王府，后继位为雍正帝改名胤禛）、智亲王绵宁（后继位为道光帝改名旻宁）、大阿哥载淳（辛酉政变后在北京登基继位为同治帝）在封任王爵时都曾随扈来承德避暑或参加秋狝（狝：古代秋天打猎）活动。可以看出，入关后的十代君王的人生中，只有顺治帝、光绪帝、宣统三位帝王没有到过热河避暑。显然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统治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也是处理民族事务、边疆事务和整肃军队的夏宫、基地和大本营。更加印证了“一座避暑山庄，半部清朝历史”的真实写照。

避暑山庄作为皇朝的夏宫消暑理政，曾经是清王朝“天朝大国”的外交场所德沛遐方；曾经是民族怀柔基地而安抚内外。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竣工。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历时89年。从兴建到至今300多年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经历了兴盛、衰落和复兴三个阶段。

承德旧称热河，旧有热河上营之称，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保持了满洲社会围猎的习俗。多次出塞至此，还曾计划在此拟建避暑城。康熙北巡后，曾纵马驰跃木兰，于公元1681年在承德市双滦区滦河渡口肇建了一座喀拉河屯行宫。随后康熙帝又看到热河上营一带（即避暑山庄现址）物丰水美，天工造化，便破土成堤，肇建皇家宫苑。公元1711年康熙帝亲题“避暑山庄”，其中的“避”字在“辛”的下部多了一横，以彰显皇权贵重。这种字法的应用与天下第一府山东孔府的富字无点同出一辙，宣扬了一种避讳和独尊的文化。中国古代，臣要避君讳，子要避父讳。这样可悲的封建礼法，在唐代时就抹杀了著名“诗鬼”李贺。因为其父名字中有一“晋”字，所以李贺一生要避讳，连“进士”都不能考取。女真人龙兴关外之前，受到辽国的奴役。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时期（景福元年即公元1031年）为了避讳，把女真民族改作“女直”，并按编册和管属种类划分为“生女直和熟女直”。清代生员大考时，遇到与皇帝姓名同字之处需要减笔书写以示敬仰，若不然除消了功名还要受刑罚。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热河厅。第二年设热河总管，统理东蒙民族事务。雍正十一年，改热河为“承德”。所以，避暑山庄又称为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承德一词出于《尚书·周官》中的“六服群僻，罔不承德，归于宗周”。承德一词在金代、元代、明、清时期成为官名，曰“承德郎”，明、清时定为正六品。雍正帝所取承德有“承受德泽”之意，即雍亲王继承大统是承受父祖德泽，而非盗取。

据康熙五十三年《溥仁寺碑文》中所载“兹热河之奥壤，乃紫塞之神皋。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可见承德自古开化尤晚，以致无名。但是远古时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有历史文物表明这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圈”。在地质考古中还发现，这里有许多古生物化石，从而形成了“辽西－热河古生物化石带”。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这里曾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翔、繁衍、发展的重要场所。中国历史上许多曾经辉煌而今消逝的北方民族大多曾在这里游牧、生息。这里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之地，尤其荟萃了马背文明的精华，也汇集了历史上消失的商周时期山戎古国，春秋战国时的东胡民族，两汉时期的匈奴部落，三国时的乌桓民族，魏晋时期的鲜卑、柔然，唐代的靺鞨、宋元时期的八部契丹、女真民族等远去已久的历史烟尘。清代以前，承德历史上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势力范围。这里曾经是鲜卑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契丹民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女真民族完颜氏建立的大金国，蒙古民族孛儿只斤氏建立的元朝，女真民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后金政权的统治范围。在北魏时治所在今隆化县土城子的安州，而不是热河，所以地志上没有过多记载。到了清代前期，这里划归内蒙古部落游牧，才略有“热河上营”记载的出现。康熙帝并不完全看中这里久远的游牧民族背影，而是看好它所处的“关塞要冲，季凉解暑，怀柔蒙古，避痘秋狝”的现实作用。清代著名大学士张廷玉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恭跋》中写道：热河“至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进一步说明了承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历史上称作“承德”地方有两处，另外一处就是满洲龙兴关外的沈阳。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前，沈阳一直是清政权的国都，沈阳被称为盛京。康熙三年把沈阳改设为承德县。可见热河的“承德”理所当然是“都城”。避暑山庄礼成后，正门题为“丽正门”。而正丽门，曾是元朝大都城正门所镌题的名称。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称：“大都正南门口丽正，其内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棂星门”，可见应用于此便有陪都之意。乾隆三十六景之首的“丽正门”背面镌刻有一御题诗：“岩城埤霓固金汤，跌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所谓丽正《易经·离卦》中有“丽者离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车书是指，秦始皇时期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思想。从这首诗的意境里可以看出，这是标志承德避暑山庄做为培都的一种文化表象。山庄宫殿区九进院落，是紫禁之制，依“十九间照房”分外朝和内寝两个部分，在建筑形制上更进一步肯定了这里陪都的地位。

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记：“察民意，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晏安之怀”体现出建筑这种文化堡垒、政治堡垒、宗教保垒的重要意义。所以，清代皇帝才会“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以是为乐”。历代君王才以“避暑秋狝”为国策，以至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载：“亲见皇祖高年须白，允宜颐养，尚且日理万几。暇则校射习网，阅马合围。虽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亦圣度之恢，与时偕行也。”

这座园林凝结了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可以说是“一处园林德沛遐方、数庙宇怀柔内外”。

一、练兵强国，整肃八旗的战场　

所谓金石证史，金石补史。承德境内保留下来许多内容丰富极具文物和考古价值的碑刻，从这些碑刻中不难发现，避暑山庄是强国练兵的大本营。山庄内立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绿毯八韵》碑有云：“山庄土美草丰，连冈遍野。却非西旅织裘物，本是北人牧马场。”说明承德一带是属于北方众多游牧民族的牧地，尤其是蒙古人的牧场。然而，清代初期统治中，北方不是很太平，民族矛盾和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我国北部、东北部、西北边疆不断受到沙俄和国内分裂分子的骚扰和挑衅。康熙帝还深切感受到了八旗兵勇战场上的退化和贵族将领的无能，所以决心整肃八旗，练兵强国。

康熙二十年(公元l681年)，清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冀北山地和蒙古高原之间建立了“木兰围场”。同年，康熙帝还启动了平定台湾统一祖国的军事计划。1683年7月27日郑克爽递降表与延平王册印后，台湾得到统一。围场练兵提高了八旗兵的整体素质，为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这片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的土地，由内蒙古喀拉沁、翁牛特诸部敬献。每年夏秋季节，皇帝亲领王公大臣、八旗劲旅、后宫妃嫔、皇族子弟等数万人前往这里行围狩猎，借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清代尊奉“国语骑射”，在《木兰记》中所载：“射是本朝家法，绥远为国家要纲” 。康熙巡狩后，深感承德之地，深入关塞，山清水秀，宜避痘修身，宜围猎备武，还可以施恩于屏藩，防备于朔方。同时为解决皇帝沿途吃、住和短憩，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2l座行宫、尖宫、行在等建筑，热河行宫既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

清顺治七年至十六年间（公元1650至1660年）沙皇俄国派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多次越过外兴安岭，武装入侵我国东北部地区，当地清军和各族人民坚决抗击，严惩了沙俄入侵者，并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公元1685年-1688年中国军队为收复领土雅克萨（地名，今俄罗斯阿尔巴金诺。女真语：涮塌了的河湾子），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两次围歼战。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90年，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生卒1644-1697）奴役了其他蒙古诸部和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并在沙俄的支持和挑唆下领军十万，悍然进兵内蒙古妄图分裂祖国。

地处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人。元朝灭亡后，明代中叶，蒙古分为三部：漠南（内蒙古）、漠北喀尔喀（外蒙古）、漠西厄鲁特（明代称瓦剌，也先时期曾导演过明朝土木堡之变）。其中漠西厄鲁特蒙古部落游牧于新疆天山和青海一带，内部又分四部：准噶尔部（巴尔喀什湖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和硕特部（原在乌鲁木齐，后迁青海）、杜尔伯特部（额尔齐斯河两岸）、土尔扈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噶尔丹就是其中准噶尔部的首领。清朝八旗军与噶尔丹帅领的叛军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蒙语红瓮的意思）进行了激战。清军冲破了噶尔丹的数万驼城，这场战争清王朝损失了将军（左路军参赞）佟国纲，战场附近的湖被称为“将军泡子”。为了歼灭叛军，加强北部边疆控制，康熙帝于1691年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在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城重新划定了蒙古封爵制度，并推行了内、外蒙古盟旗制度。随即康熙帝于1696年、1697年两次亲征大获全胜，打败了噶尔丹叛军，暂时平定了北部边疆。

可见，木兰秋狝确实提高了军事防御能力，加强了八旗的战斗力，维护了祖国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开始至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的127年间，清代帝王共举行了88次木兰秋狝。可见清代统治者极为重视边疆武备和弓马骑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阅射诗》中载：“射是朝家夙所长，承平游豫那宜忘”。《阅射六韵》又云“我朝家法惟弓矢，即位躬勤继创垂”。为了守祖制、尊家法在历次围场行动后，避暑山庄便成为总结武备和宴请封赏蒙、藏、维等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基地，更是清代木兰秋狝的大本营。

二、怀柔内外成就统一的基地。

避暑山庄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所凝结的建筑精华，从而形成了清代修庙不修城的国家策略。天人合一的园林与庙宇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康乾盛世”。

（一）园林会屏藩　世镇为统一。

清代避痘和结交蒙古诸藩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封建社会时期，当时祖国医学还不发达，得了痘症（天花）无法医治只能死路一条。当时上至爱新觉罗家族皇室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谈痘色变。有史可查，清代著名的和硕豫通亲王多铎，正值中年鼎盛，为清王朝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却躲避不了痘症以致中年病逝。在清代正史的表述和太医院的脉案和诊病资料可以看出，传闻出家于五台山的青年皇帝顺治就是死于痘症。另据时任左都御史《龚鼎掌文集》记载，玄烨正是因为脸上有麻点，证实出过水痘，孝庄皇太后才听从了钦天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被尊立为康熙帝的。还有主动来热河朝觐的西藏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意喜也因出痘圆寂于北京西黄寺。康熙帝选址热河，因为这里可以解暑热、消夏甘、防水痘，同时还可以进行整饷武备、行围校军。据和珅《热河志》所载乾隆帝说“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已之豫游，盖为万世之缔构也……而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藩塞外……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畏，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这就是说，当时蒙古诸部贵族惧怕患上痘症而不敢轻易入关朝觐。康熙帝巡狩塞外和构建山庄是应蒙古诸部屏藩避痘之所愿。

清代入关前，满洲就有与蒙古等民族保持着联盟和通婚的国策。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曾说过，自古满洲与蒙古是一家。蒙古是满洲龙兴所不可缺少的政治盟友，皇太极还编扩了蒙古八旗。蒙古地处北边要塞，是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和地理意义上的屏障。因此，清代许多帝王都给蒙古诸部亲王颁授过以“世镇屏藩”为内容的御题褒奖匾额，以示尊贵和宠要。位于内蒙古赤峰喀拉沁旗的亲王府议事厅（银安殿）内中堂上，就悬有康熙帝亲题的“大邦屏藩”匾额。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要冲位置和民风、民俗当然就成为联姻省亲和瞻佛礼尊的重要场所。康熙四十七年，下嫁到巴林旗的和硕荣宪公主、下嫁到科尔沁旗的和硕端敏公主到热河朝贺。一同接见的还有内蒙古、喀尔喀漠北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康熙帝及后继君王，还赐封历世内蒙古科尔沁亲王、喀喇沁旗多罗郡王、亲王等为盟长、围场总管大臣、御前行走。

（二）庙宇接众生　宗教显融合。

清康熙帝时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称所管地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修筑长城，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这种说法。在后来的清代国策中，确实体现出“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作用。公元1691年多伦会盟后，内蒙古是清王朝“倚为长城”最重要的蒙古地区。这里六盟四十九旗的蒙古封建王公，最受清廷恩宠和优待。

康熙帝答应了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请求，在多伦城建立了大型喇嘛庙“汇宗寺”，该庙由章嘉呼图克图驻锡。后来《清圣祖实录》引用康熙说法：“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可见，清代最高统治者很早就看出修长城不能抵外侵，固人心方可定国本。通过皇权与宗教的相互交融，达到最有效的和解、和平，实现了当时众生同庆，众望所归。

清代，边疆地区多为是政教合一。西藏分前、后藏，达赖驻前藏。班禅居后藏，章嘉为内蒙古，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这就是人民熟知的边疆四大活佛。为了巩固防疆，由此产生了“修庙固疆”的国策，也孕育了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群。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开始修建溥仁寺至公元1780年广缘寺建成，形成了环卫山庄的12座金壁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它们是：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等。这些庙宇位于避暑山庄外的东部和北部的山麓，共占地47．2万平方米。每一处寺庙都是一座丰碑，记载和述说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据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理藩院共管领着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庙宇，除北京三十二座之外，其余全在承德。故此承德的12座寺庙中除了普佑寺、普乐寺、广安寺和罗汉堂外，其他八座均归理藩院直接管理。因地处古北口外，被称为“外八庙”。这些寺庙驻有喇嘛僧侣，研习经卷、唱经说法。他们由理藩院喇嘛印务处每月造册统饷，国家支付其费用。乾隆帝常以曼殊狮利（即文殊菩萨）冠称，所以外八庙中的殊像寺，又称为“乾隆家庙”。该庙曾驻有满族喇嘛，常年修习满文经卷，能用满语辩经布道。同时，也印证了北方游牧民族兴建家庙的历史记载。

皇权依宗教而巩固，宗教因皇权显神奇。清代的满洲人原信奉萨满教，后改为喇嘛教，并学例蒙古汗国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乾隆帝时尊章佳活佛为国师。同样，清代帝王还利用宗教抬高自身的地位，如乾隆十七年的避暑山庄《永佑寺碑》载：“我皇祖圣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后来，在《殊像寺落成礼即事成什》所载“故西域达赖喇嘛等进丹书，借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两段历史记载证明了康熙帝是由无量佛转世，而乾隆帝则是文殊菩萨化身。这样的宗教与皇权神话般的统一，必定能结人心、固国本。蒙藏地区活佛法王、宗教大德必能臣服敬仰主动来朝。如乾隆四十五年《须弥福寿之庙碑记》载“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

建筑艺术同样体现了宗教与皇权息息相关。乾隆帝还在须弥福寿之庙的喜祥法喜殿为班禅修建了比皇帝驾临用的御座楼更高的寝宫；而代表朝廷的二层御座楼位东、居前，活佛居住的殿宇位西、居后；同时，代表宗教的寺庙并没有以自身为中心，而是环列拱卫于代表朝廷的避暑山庄周围，藏式城台与汉式庑殿相互辉映，从而体现了皇权与神权相互妥协。也彰显了古代建筑艺术在空间和感受上的美学特点。

为了实现热河瞻礼成为定制，清代帝王在修建寺庙时就定义了寺庙是会宾之便所，除扬法示善之外，还显示了入觐观瞻者的等级。康熙五十三年《溥仁寺碑文》“念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联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乾隆二十年《普宁寺碑文》“且此山庄，即皇祖岁时巡视诸蒙古宾客之所也”。这种宗教场的便宜设置，确实给清王朝边疆和民族真正带来安宁，所以又云“蒙古向敬佛，兴黄教……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在乾隆三十六年《普陀宗乘之庙碑记》所载：“夫群藩信心回向，厥惟大慈氏之教。而热河尤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抚绥列服，岁时肆觐之区”。可见清朝达到了以尊喇嘛教为诸藩广信，以德服拱卫四疆的目的。除了表示诸部纷纷来至，为了显示等级在须弥福寿之庙《御制下马碑》还规定“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礼者，王以下台吉以上及喇嘛其登红台礼拜，其余有官职者只许璃琉牌坊瞻礼。余概不准入庙门。”这样在尊礼佛教的同时，因为礼佛人的身份，也显示了不同的待遇，从而抬高了屏藩诸部的蒙、藏、维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地位，诠释了皇帝对列疆的恩泽。

修庙固疆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乾隆三十二年《普乐寺碑记》载：“惟大漠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这样形成了在推崇黄教达到合内外之心政治稳定的局面。清代帝王还在建筑中体现出尊敬西北部少数民族特点，乾隆《安远庙瞻礼书事》载“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盖以绥靖荒服，怀柔远人，俾之长亭乐利，永永无极云”。从而又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建了安远庙，以示安抚西北、绥远边疆。就连“丽正门”等重要的匾额题款都是用满、藏、汉、维、蒙等五种民族文字书写，可见五族融合，则中华一统。

（三）德泽沛遐方　召示彰国威

清代康熙、乾隆时期，对外的国策是宣武和怀柔两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怀柔，德服四海。乾隆四十七年永佑寺内《避暑山庄后序碑》 “若图已乐而人忘人苦，亦非仁人所为也。”就是讲的国家推行仁政。从而吸引了少数民族回归，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

据《东华全录》记载，乾隆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天就宣布“今日大事，唯西北用兵与苗疆耳”。可见，彰显皇权广会遐方，才能实现西北安宁，民族共荣。仅以乾隆朝为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在解决国内民族和边疆问题中施以德泽，彰显国威。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四月，身处回疆天山一带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策凌（部长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来热河朝觐。乾隆帝首次隆冬时节起銮至热河，于澹泊敬诚殿召见三策凌。五月时，乾隆在避暑山庄批准了出兵平定准噶尔部的计划。十月时，还召见了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并封为亲王。安远庙碑清晰地记载了这段历史史实。

乾隆二十年十月，准噶尔台吉噶尔藏多尔济等来热河谒见，并受封。同年，率4000部众归顺清朝的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封为亲王。

乾隆二十一年，吐鲁番贵族来见，要求编入八旗制中。次年，哈萨克中帐阿布赉汗遣使到木兰围场敬献良马。清代宫廷画师郎士宁曾亲手绘制了良马图。

乾隆二十三年布鲁特首领玛木特呼里拜遣使谒见于围场。同年，准噶尔部达什达瓦提出“情愿内迁，承受恩泽”的请求，次年至热河后，编入旗制，分地驻守。（安远庙有碑文镌记了此事）

乾隆二十八年，喀尔喀蒙古库仑的哲布丹尊巴三世活佛，来热河朝觐。普宁寺一度成为历世哲布丹尊巴朝佛说法的场所，清政府从此加强了外蒙古的管理。

乾隆三十六年，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东归回国。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受封。至今普陀宗乘之庙还保存着《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碑文。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六世班禅活佛在澹泊敬诚殿参加了乾隆七十大寿。期间，乾隆帝曾到活佛居寝的须弥福寿之庙与之论经谈佛。

热河故地，是见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重要会宾场所。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台湾高山族生番头领怀目怀等12人，来热河觐见。据闽浙总督伍拉内等奏报：“台湾高山族狮子社头目怀目怀等十二人，吁肯祝禧，并带来樟脑、乌龙茶等贡品。”
　　通过清代国策的逐步落实，清王朝以园林、宗教等显示了天朝大国的国威和教化。同时，更促进了西北、东北边疆的巩固。使厄鲁特蒙古四部、哈萨克、维吾尔、布鲁特（柯尔克孜族）、高山族等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东方大国。

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结善友邻之邦、广交海外诸国。因为“天朝大国向无在京接见外番使臣”的道理。所以，康熙至嘉庆帝的158年间，北京从未接待过外国使臣。清代的帝王就把避暑山庄当作重要的外交场所。这里曾汇集了清代入关后至中叶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国事活动。外事活动中，清帝比较重视学习和接受外国事物，在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失礼仪之邦的大度胸怀。最著名的是1793年9月8日，马戈尔尼和斯当东带领的英国使团来热河访问。第二天83岁的乾隆帝还安排了英使游避暑山庄，并在万树园大宴。可以说当时任军机大臣的和珅，是清代有史以来第一个皇家导游，他带领马戈尔尼使团游历了避暑山庄湖区、宫殿区、平原区等。清代宫廷画师曾用笔墨丹青绘制出了当时万树园觐见、观马技和赐宴等著名场景。在每岁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时（万寿节）安南国（越南）、南掌国（老挝）、缅甸、朝鲜国等使臣经常来访。其中朝鲜国来热河访问的作家朴趾源还长期居住在承德，在他的《热河日记》中描述了承德府当时的繁华景象和建造避暑山庄的意义在于“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自备边”。

三、文化遗产――世界共享的财富。

（一）建筑古朴清远。　

避暑山庄占地5.64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面积相当于两个北京颐和园和八座故宫。山庄内有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及其它单位体、群体建筑群，总共有184组。其中有360多处建筑物有题名。除了宫殿、廊亭、榭室、轩舍等，山庄内还建有十六处宗教场所即：碧峰寺、水月庵、珠源寺、宝筏喻、云山胜地二楼西间、西峪龙王庙、法林寺（般诺相）、金山上帝阁、旃檀林、仙苑召灵、灵泽龙王庙、暖流喧波、永佑寺、鹫云寺和两处道观广元宫、斗姥阁。山庄建设初期，就遵循了康熙帝的“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设计思想。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记》载：“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林泉抱素之怀”。达到“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麂鹿映夕阳而万群”和人与自然高度和谐景象。揆叙在《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中记：“奉慈闱则微寝问膳之诚，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溉种则念稼穑之艰难，览花莳则验阴阳之气候，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若。”体现了建筑与自然和谐，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物境与心境的统一。

揆叙称“盖皇上忧劳万民，德合于天，故天特开灵境以待皇上之游息也”。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建筑溶于承德当地的山水中不假人工之手，而借自然真率。造园者充分看到了武烈河水倚园而过，僧帽山耸云南立，棒槌山东枕顶埠，蛤蟆石翘首抬望，罗汉山悦容朝西的丹霞地貌，运用建筑形势和富于变化的手法，弥补了空间上的过多留白，恰到好处地让自然和人工相得益彰。十二座皇家庙宇环山庄拱卫朝觐，如星月镶嵌。山庄的空间最高点恰到好处地依峰为亭，湖区与山区的落差比例便由金山亭（上帝阁）补充的完美致极。

九座宫门恰如“九五之制”，朝南的五座门彰显了皇权至上的王者气派。后四座门依山随势，显得古朴实用，距离周围寺庙尤显亲近温和。山岭、森林、宫墙、殿宇、桥榭无不因地就形。如荷花叶状的园林规制，沟壑间亭台轩斋布置巧妙。虎皮石墙十数里逶迤而至，形成了重要的建筑和防护艺术，山形与宫苑的对比尤如当时中国版图。山庄扩建时，康熙用了治惩处两江总督栋鄂·噶礼的贪贿之款扩修了宫墙，他并没有把原来残留下的墙体完全清除，而是综合利用。如清舒山馆附近的“畅远台”，就是在旧址上焕然一新的；在热河泉附近的“香远益清”群组中，另有一处宫墙的残垣，更是修筑亭台，以成形制。

“山心精舍”位于水月庵中，是掌控全园建筑的中心所在，建造时更是巧妙地呼应了中轴线与园景中心点的关联。洲岛错落、风起云扬的平湖中，在显示江南水乡泽国独有风韵的同时，与远山峰峦和平原嘉树蔓草相得益彰。

（二）营造法式与造园艺术完美结合。

这里汇集了中国古建营造大成，其造园与建筑艺术无以伦比。中国屋顶式样式庑殿、九脊（清代歇山）、悬山、硬山、攒尖顶各式兼备，精品层出。有功能型建筑：宫、殿、厅、堂、馆、轩、斋、室等，还有娱赏型建筑：亭、台、楼、榭、阁、廊、桥、舫和精美的装饰型建筑：门楼、牌坊、照壁、碑刻等。乾隆四十七年在《御制避暑山庄后序》载“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无不及也。”由于依托自然、匠心独构，这里形成了中国地理形式及名胜的缩影，更是中国自汉唐以来发达的宫苑建筑的总结。

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代帝王，少年天子康熙帝八岁登基，后来智除权臣鳌拜、平定南方三藩叛乱。清王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一场造园高潮。但是，清代的造园工程与前代有所不同，它把政治主张和国家统一寓于其中。　

节俭朴素是造园原则。清代造园三大要素是山、水、植物，为了实现反璞归真、自然和谐，皇帝在造园享受繁华的同时也感觉到了要爱惜民力。揆叙在《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称“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断，工费省约而绮绾绣错”。在康熙、乾隆各三十六景题名中，有一半以上展现了山、水、自然的灵性，还有一些体现了“为人治世”的观念。这些全都寓意于节俭朴素的道理中。这种建筑手法与庙宇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体现了政治和宗教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政权与神权的互补共生的意义。

　仿建组群别致新颖，仿中有创“略师其意，不舍已之所长”。在建筑中应用了各民族不同的艺术手法，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民族信仰，生活习惯，宗教艺术，建筑特征等。如镇江金山寺、西湖苏堤、泰山碧霞元君祠、斗姥阁、苏州六合塔、江南文园、宁波范氏天一阁、湖南嘉兴烟雨楼等多组建筑在山庄内均有体现。建筑样式中的单体与群体，内部与外部，自然与人工搭配精妙而奇巧。同时，清代帝王还仿元代画家倪缵《狮子林图》的画意建有文园十六景。把苏州沧浪亭搬到园内，还有单体建筑中仿绍兴兰亭建造的曲水荷香，仿杭州放鹤亭建的放鹤亭等，不但展示了建筑独具的风采，也解读出康熙、乾隆数下江南国富民丰的历史片断。

寺庙的仿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活化了宗教，生动了艺术。如仿拉萨达赖喇嘛驻锡的布达拉宫建造的普陀宗乘寺，仿日喀则班禅喇嘛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建造的须弥福寿之庙，仿西藏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畔扎囊县境内的藏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建造的普宁寺，仿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的建造的殊像寺，仿新疆伊梨固尔扎庙建造的安远庙等，这里大部分宗教建筑移天缩地包罗了绵秀中华，更完善了宗教和政治的统一和共融。成为宣扬喇嘛教的地理标志和历史标志。

普宁寺更是按佛学密教布置的世界形势图所建，有须弥山，铁围山，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山，四轮，五峰、七山。这种几何形排布更突出显现了建筑与宗教的神奇结合。这些寺庙的建筑风格使汉、藏等多民族文化、艺术融于一体，寺庙殿堂中，完好地保存和供奉着精美的佛象、法器、雕刻、绘画等着近万件，共同构成了十八世纪中国古代建筑富于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杰作。

在整体建筑体系中，突出了挖湖蓄池、构榭筑台，垒石引溪、悬泉挂瀑，开源导流、生发渠脉，广植嘉树、博种蔓草的自然天成。形成了山怀建轩，据峰为亭，临水筑榭，幽谷构室、峡岭座堂的林泉乐趣。通过桥梁、瀑源、清溪、假山、叠石形成了单体与群体建筑在空间的高低远近和色彩反映变化等方面的巧妙搭配。景观带仰俯错落、凭实借虚，是山、水、石、木的完美构架。加上白云，清风形成了水流云在、万壑松风等怡人的佳境，更让避暑山庄引人入胜。

全园建筑汇通古今，形成了清代营造艺术特有的典范。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所说：“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体系，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承德的建筑汇集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包括唐、宋、明等历代佛像雕刻艺术，壁画彩绘艺术、工程营造和匠作技术。避暑山庄内部建筑主体上没有金粉彩绘，没有极其复杂的宫廷庑殿式匠作和架构。相反，周围寺庙金碧辉煌、相映繁华。许多庑殿式佛堂林立于各具民族特色的寺庙中，有的体现了汉式迦兰七堂，有的体现了藏式“都纲法式”建筑。这些荟萃了中华各民族建筑大成的作品，梁柱、斗拱、藻井、檐椽、举折、屋顶、瓦饰、彩绘等无不精心，样式变化无不精湛。中国建筑史的精华蓝本，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活跃了这座艺术宝殿的营造特点。

清代工部“样式雷”家族兴建了几乎所有的清代著名建筑，由第一代样式雷（雷发达）创造的烫样、细作等作品精美绝伦，木构和砖石等实物处理达到了精湛的程度。尤其是佛塔、殿顶、澡井、牌楼可谓集中华之大成，世界之典范。避暑山庄更是这个家族建筑艺术的一个总结。据《样式雷家世考》一书记载，康熙年间，工部营造雷金玉（第二代样式雷）承办了避暑山庄前期设计。乾隆年间，而立之年的雷家玺（雷金玉之孙，第四代样式雷）于乾隆五十七年“承办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园廷工程及避暑山庄”工程。前四代“样式雷”对承德避暑山庄的样式、构思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进了承德当地府署和街区庙宇的兴建。清代时，许多满、蒙贵戚的王府、公邸、衙门、庙堂多受样式雷影响。

清代造园艺术通过宫廷绘画得到了完美的再现。避暑山庄的建筑描绘于清代御制文集中，通过木兰秋狝、康乾各三十六景的分别描述，形成了清代中期高超的绘画艺术。其中著名的有清代画师钱维成、冷枚、意大利人宫廷画师郎士宁等一大批出色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通过画笔记述了木兰行狝的宏大场面、马戈尔尼访华、万树园大阅和清音阁飨乐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还出色地描绘了中国建筑的样式、法则和造园的结构、手段。这批绘画具备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精华，也展现了中国建筑史发展的特殊环境。 还有一部分以围猎、戎装为题材的画卷，均以承德风物为蓝本。人物唯妙惟效十分亲近，场面清新雅致如亲临。艺术夸张恰到好处，效果反映一步到位。

（三）人文亲情的彰显。

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显示了中国传统国学观念。古代建筑题刻和匾额在避暑山庄和外庙显现的尤为突出。戒得堂，是山庄清舒山馆东镜湖上一处小岛，几年前改做动物园，现遗址略有恢复。这里取自康熙帝一方闲章“戒之在得”，即《论语季氏》：“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除此之外，还有诸葛亮《戒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澹泊敬诚” 、君子四知的“四知书屋”、知鱼乐的“知鱼矶”等等，还有“小许庵”，“濠濮间想”，“曲水荷香”等汇集了中国传统理念教化育人的典故。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知觉、感受、视觉的和谐共振。传承国学礼法和儒家治世、修身的观念成为山庄文化的一种标志。

“奉三无私”、“戒急用忍”的做人处事中庸的观念和《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称“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残贪秽”，代表了古代圣君为人的道理，是中国古代君子学说集大成之地。

山庄的情结，还在于亲情的展示。这里融会了“尊老、敬老、怀念亲人”的人之常情。乾隆十九年弘历在《题万壑松风旧书屋》中写“昔日恩承仁祖处，今来又作抱孙人”。乾隆三十八年时，在写《避暑山庄记纪恩堂纪》中又道“及从皇祖来避暑山庄，乃赐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避暑山庄百韵诗序》曾载“蒙皇祖恩，养育宫中，侍奉左右，扈跸至此”。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祖父的恩育和眷顾相当怀念，也道出了“为人君者必先为人子”的道理。嘉庆帝在山庄《林下戏题补题一首》云“塞坦建山庄，沐德无边际。”也体现了对父亲乾隆帝的无限追思。

建筑文化也能体现敬老尊长的传统美德。避暑山庄有两处曾经给皇太后居住休养的寝宫：松鹤清樾和松鹤斋。前者为康熙帝给皇太后来热河行宫的居所，后者为乾隆帝给其母后钮祜禄氏的寝宫。据和珅等编修的《热河志》载：“松鹤清樾……每岁驾幸山庄，奉宁寿宫于兹此殿”。宁寿宫是北京皇太后的寝宫，这里指的就是太后。用松鹤命名是指“寿比南山松，福如鹤轻翔”。这里体现了对老人的长寿的无限祝福和祈盼。清代乾隆时期，为了让远离京师来此避暑的太后心悦容开，还在山庄湖区的一片云小戏楼和东宫区的清音阁大戏楼，请四大徽班生、旦、净、末、丑，锣鼓喧天出将入相，编排大戏以“娱圣容、得圣心”。同时，清音阁大戏楼，与紫禁城畅音阁、圆明园清音阁、颐和园的德合园戏楼规制相同，号称清代四大戏楼。避暑山庄清音阁戏楼，更是突出外交礼宾的演出功能。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的十三年中，朝鲜使臣朴趾源、英国特使马弋尔尼、六世班禅活佛、章佳活佛、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均在这里听过京剧汇演。

普宁寺有一尊通高22.28米、腰围15米、重110吨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大佛。他是有四十二支手的千手千眼（每支手心有一眼，佛法认为每支手又配以25种有，即变化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木雕大佛的头顶立有一尊无量佛。有人认为无量佛是菩萨的师傅，以示尊敬。但从清史中可以发现，清圣祖仁皇帝自诩为“无量佛转世”，乾隆帝认为自已是菩萨化身。所以，这种雕刻的艺术手法，也表现了乾隆帝怀念祖父的恩德，尊敬祖父的法礼。

为了显示皇家子孙众多、人丁兴旺，在山庄“卷阿胜境”殿，乾隆帝常在此宴赏大臣，陪太后进膳。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皇帝74高龄时又得玄孙，他在继北京紫禁城题“五福五代堂”匾后，又在此处题写了“五福五代堂”匾。当时军机大臣、尚书钮祜禄·和珅还受皇帝之托为此写了《五福五代堂序》。

每岁农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中国人又叫中元节，在环碧岛上的采菱渡举行怀念故人的盂兰盆会。在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还要到汇万总春之庙拜花神，以怀念当年康熙考背弘历《爱莲说》的祖父亲情。还有无暑清凉殿是避暑山庄宫殿区未礼成前的政务中心，该组建筑群中的“水芳岩秀”殿，七楹进深两间，前有抱厦五楹，后有抱厦三楹，建筑风格独特庄重。此殿曾为康熙帝的寝宫，后为皇太后寝宫。乾隆年间，皇太后搬进松鹤斋，乾隆帝把这个殿题为“乐寿堂”。皇帝驻跸其间，每逢七月初七，皇太后会引领众妃嫔、贵妇、公主来此举行“乞巧盛会”。如意洲建筑中有一处寺院，名般若相，又题法林寺。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热河总管会率领有司官员、职守到这里祭神。礼毕后，诸官可以开怀畅饮，尽兴而返。酒醉如泥者皇帝亦不会嗔斥，从而形成了君臣同乐的和谐气氛。这些节庆的典成，除了表示怀念和追思之外，更是一种美德和人性的体现。

（四）文化图书的集成

避暑山庄以园闻名，园林则以图书著称。

山庄的藏书，主要有三处：楠木殿即澹泊敬诚殿，文津阁，澄观斋。在楠木殿内，陈列过《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时召集朝臣编纂的一部大型图书，耗时十年。康熙年间陈梦雷等原辑，后陈梦雷得罪了皇上，于是改命蒋延锡等重新编辑，全书共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仅书录就达四十卷。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善，使用最广的一部类书。比闻名世界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多四倍。殿内所藏为雍正六年（1728年）铜活字版书，共5020册。

文津阁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乾隆年间，为了收藏《四库全书》，在全国修建了7座藏书楼，其中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又称北方皇家四阁或内廷四库。乾隆为文津阁题诗中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每部分为经、史、子、集，其中一部藏于文津阁。191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用驼马脚力把藏书运往北京集中管理，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

山庄内书院“澄观斋”,其主殿五楹,殿内有康熙题匾“惠迪吉”。《康熙御制诗集的初集》、《二集》在此编修；清代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律历渊源》也曾在此编纂。这里形成了热河炙烈的文风和学术研究的情结，为祖国文化发展和弘扬学术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

山庄内除了珍藏图书之外，画卷和瓷器的收藏也堪称上成。在松林峪深处南山麓的旃檀林庙宇中，仿明代嘉兴县书画收藏家项元汴的藏书阁建有“天籁阁”。用于收藏元代画家吴镇的《梅竹松兰图》，宋代书画家米芾的《云山烟树图》，明代画家徐贲的《眠云轩图》和明代吴中才子唐伯虎的《采莲图》等。梨花伴月一百零六间的群组建筑中，还收藏了景德镇官窑青花、斗彩、釉里红等著名瓷器十二万件之多，可惜这些或损毁或流失，就连两处著名的建筑都化为烟土夷为瓦砾。

（五）封建王朝末日的序幕。

烟波致爽殿是宫殿区后寝部分著名建筑，这里曾经“四围秀岭，十里平湖，致有爽气”。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巡狩消夏，嘉庆帝病逝于该殿的西暖阁。后来，这座样式不是很华丽，作用不是很特殊的小屋子里，发生了改变中国的许多故事，从此也拉开了封建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败的序幕。

清朝雍正年间，鸦片就已少量流入我国。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首次颁行了《禁烟令》，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重申了《禁烟令》。嘉庆元年（1796年）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再次重申禁令，并禁止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代中后期贸易逆差，国库空虚，道光帝采取了禁烟运动。虎门销烟后，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格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列强纷纷瓜分我中华大地，从此清王朝国破天惊。1851年进入了咸丰元年，当时国家已处在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境地，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民不聊生。在相继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又一次丧失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再次被推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可悲的是，鸦片根本没有得到禁止。这种侵害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到了清末，被开禁的木兰围场境内，竟然广泛种植罂粟毒害国人。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南方有太平天国战事不断，北部英法联军入渤海威逼京畿要地。当年七月末，英法联军进攻京辅重镇的通州。八月初七日咸丰帝喻内阁“和硕恭亲王奕訢著授为钦差全权大臣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便宜行事”。九月鉴于当时环境，咸丰帝不得不离开京城避难于热河。10月18日英法联军侵入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并下令火烧圆明园。两个西方强盗劫掠了无数的财宝，以致世界大文豪法国人雨果，也在文章中痛斥这种可耻的强盗行径。无可耐何的咸丰帝于10月24日、25日分别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11月24日恭亲王又得旨在北京与沙俄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咸丰在热河期间有旨证实“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免致狼狈为奸”，软弱的清王朝自此走向了国道败落。

1861年7月17日，刚过而立之年的咸丰帝病逝于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之中。生前曾立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于是以八大臣位列第四的肃顺为首，尊遗旨奉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所生大阿哥载淳为嗣皇帝，拟改年号“祺祥”，并制祺祥铜钱。咸丰帝临终之前，朝廷内外各派势力左右牵制，为了让儿子能担当大统不受制于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尊祖制即立“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瀚、焦佑瀛”为赞襄政务八大臣。同时，害怕皇权旁落于辅政大臣之手，又害怕后宫干理政事。便别出心裁地赐予东宫皇后钮祜禄氏，乾隆朝传下来的“御赏”之印。也就是说受予了东太后限制八大臣专断妄行，目无君长的权力。还密旨“某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可按祖宗家法治之。特谕”的诏书，显然是咸丰帝不相信身为西太后的叶赫那拉氏，怕她专权擅政不尊法礼，命东太后有监视和密杀的特权。同时，咸丰帝更不完全相信八大臣和远在北京署理洋务的六弟恭亲王，所以又颁“同道堂”印给年幼的继位新帝。由于新帝不及掌印之龄，遂由西太后据此印为已有。

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五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辅政大臣派，以肃顺为代表。二是东太后派，就是钮祜禄氏。三是西太后派，就是叶赫那拉氏。四是少年天子派，就是守旧的王公大臣。五是洋务亲王派，就是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派系。恭王虽是天潢贵胄，为了避免出现清初摄政叔王权逼皇上的现象，咸丰帝只能拒六弟于局外。所以各种势力互相交织倾轧，又互为利用。咸丰病逝后所有旨诰文书，一律由八大臣拟旨，两宫上、下压印方可颁行。由于国内、国际时局变化莫测，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各种势力不甘于蜇伏于人下，于是酝酿产生了宫廷政变。

据《庸庵笔记》所载“（太后）而急诏恭亲王至热河，与王密谋”。所以恭王以奔丧为名，未请旨就赴热河举丧。八大臣以此为由，还以叔、嫂年青宜相避讳为据，尽快赶走了来承德的恭亲王。九月十四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八大臣申斥了这种现象，但是没有想到恭亲王在京已布下天罗地网，而在热河守孝的两宫太后业已达成一致，加上统兵的八旗将领和驻外督抚大员多半支持两宫太后和新帝。所以，形势在几天内发生了急转，原来的五种势力成为两大对峙，显然八大臣已先失一招。八大臣还在庆幸成功申戒了董元醇，阻止了两宫垂政，殊不知西太后早已成竹在胸，警戒以待，静观其变。

是年九月三十日，正值旧历辛酉年。先由两宫召见恭王、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大臣，经过西太后哭诉儿弱母寡，借以探试诸臣，确信剪除八大臣所有事宜均准备停当，便抛出了先在九月十八日令恭王草拟的上谕“将八大臣革职查办，交部议论罪”的决定，政变在即。而此时八大臣中的肃顺奉大行皇帝梓宫（灵柩）晚于两宫太后，行至密云时被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在卧室中禽获。十月初一，两宫太后在恭王的佐理下，改组了军机处。任恭王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仁府宗令。十月初六，肃顺立斩，并查抄其热河府邸。赐端华、载垣自尽。其余大臣仅景寿以额驸之亲未降品级外，其他或发配军台效力，或革职自醒。

十月初九，新皇帝登基，年号取于西太后所选“同治”，有垂帘共治的政治意义。自此以后，两宫太后在北京皇宫内开始了垂帘听政。从此，中国便进入了叶赫那拉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之中。这场政变因为八大臣前拟年号为祺祥，故称为“祺祥政变”。发生于北京，也叫“北京政变”。又起因自热河，史称“热河政变”。1861年是农历辛酉年，又称为“辛酉政变”。虽然此后清王朝的统治者宣称进入了“同治中治”的时代，声称国力渐丰。可是历史表明，中国封建制度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其自掘的坟墓。

战火余生饱受摧残，改革开放重绽欢颜

同治元年，西太后（慈禧）控制了儿子载淳，联合了东宫（慈安）太后，又与恭亲王达成了政治媾和，顺利地实施了的“垂帘听政”。虽然政变后恭亲王成为十二家铁帽子王爷之一，但是后期时他的府宅门可罗雀。而东太后在一次小佯中莫名地病故了。慈禧的亲儿子载淳在13年后，年仅19岁就病亡了。权力对于西太后这个女人来说远远胜过了亲情。从此，开始了她影响中国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黑暗统治。同年十月下旬的上谕中慈禧太后又“谕内阁：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亭殿各工，日久未修，多就倾圮……著即停止拨款”。从此，这座曾经让慈禧太后走上政治舞台的热河行宫再也没沾到一点皇家的恩泽。

自此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为各种势力巧取豪夺的竞技场。文物流失，古建倾废，佛堂蒙尘，嘉树被伐，湖渠淤塞、殿宇坍塌、泉源断流，溪涧干涸。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格、国格的丧失和殆尽，让园林蒙受致命的摧残，让文明承受着无情的打击。

一、清末至民国时期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1900年，西方列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帝都京华遭受到了前年未有的劫掠。北京的文物缺失只能从热河行宫里调拨，1901年西太后下令调走了山庄大量珍宝运至北京。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熊希龄任热河都统（延续清末的官制）。在此期间他举办过珍宝展，还将几百箱珍宝分20多条船由滦河密运至天津再送达北京。后来还离奇地发生了袁世凯时间追查的“离宫丢失珍宝”案。

姜桂题于1913年10月主政热河。民国政府于1914年2月设热河特别区域，辖卓索图盟7旗、昭乌达盟12旗及原热河都统所辖14县，并设热河都统府置承德。从1913年到1921年的13年间，姜桂题任热河都统，他下令拆毁了上百间的宫苑和寺庙建筑，同时也劫掠并破坏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珍宝。

1921年至1928年间，汲金纯、王怀庆、米振标、阚朝玺、宋哲元任热河都统时，佛堂庙宇和园林亭台等古建筑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珍宝大量流失。

1928年改置热河省,省会设在承德。1928年7月至1933年3月间，奉系军阀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在其主政热河期间，有的古建筑在此间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珍贵的古树也遭到了大面积砍伐，许多寺庙和避暑山庄内山区建筑拆毁。就连湖区烟雨楼匾也被其子拆下在沈阳城用于做酒楼招牌。

二、日军侵华时期，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1932年，日军占领了承德，隶伪满洲国管辖。3月4日侵略者由德汇门进入避暑山庄后，烧毁了位于东宫区的“卷阿胜境”殿，并把东宫辟为司令部。在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戒严，如同主人一样清点文物珍宝，随军人员还出版了数百张珍贵照片图册和说明。为了日军练兵，他们填平了文津阁一带的湖区，作为打靶场。近几年，避暑山庄山区内还发现了一座日本军人遗留下来的坟墓。

1944年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急需战争资源的铜。日军驻承德881部队拆毁了山庄内珠源寺的铜殿“宗镜阁”。并盗取了大量的佛像、匾额、珍宝、佛经、法器等。见证清代中叶社会和宗教高度发达的著名《甘珠尔经》和《丹珠尔经》存放于承德的寺庙中。两部经书均用黄金液书写而成，历史价值和人文艺术价格极高，也被日军强掠。这期间许多建筑化为瓦砾，寺庙也为军火库，上万尊佛像或损毁或劫掠。日军在此期是还拍了许多军人照片，清晰记录了侵华罪行。仅以金山岛为例，在日军摧毁下，著名的金山上帝阁仅剩下六根立柱，整体看基本上找不到古建筑的任何风韵。

三、承德解放时期

1945年8月19日，在苏蒙联军的快速军事打击下，侵占承德日军的投降。承德取得了第一次解放。为了取火，苏蒙联军不慎将东宫清音阁烧毁，致使整片的东宫建筑群全部化为残基裂土，门殿、清音阁、福寿园、群楼成为永久的记忆。

1945年8月至1948年11月承德被陷入国民党十三军的军事统治中。十三军军长石觉下令盗取文物、拆殿毁庙，并山庄内修建战壕、碉堡等攻防战备工事。仅以广元宫为例，为了修工事，国民党十三军拆毁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群，结果所修碉堡竞一次都未使用过。

新中国成立以前，承德一度称为庙城，有史寻迹可查的庙宇多达200多座。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受到的无情打击和野蛮劫掠，简直是荒诞无耐。军事和政治的纷争差点让这片园林彻底消失。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从此避暑山庄进入了复兴时期。

四、承德二次解放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1948年11月12日承德第二次解放，至到建国后的1955年，这里一直是热河省省会。后来改并到了河北省行政区划内。自1956年至1978年间，承德地委、北京军区一野战医院、部分工厂、办公机关相继搬入离宫内，破坏了皇家园林原有的属性。在此期间于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避暑山庄、普宁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避暑山庄得到了全国性的保护和开发，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恢复计划。1982年，国务院公布金山岭长城、殊像寺、安远庙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首批公布承德为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务院还公布承德为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1985年，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报》公布承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至1990年山庄开始实施保护工程，相继有154个单体整修项目得到了恢复，有五座庙宇实现了对外开放。普宁寺还于1986年5月在内蒙古迎请了活佛喇嘛和高僧大德驻寺。　　　　

1992年，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报》公布承德为旅游胜地40佳之一。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8年，避暑山庄被中央文明委，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评为全国首批文明景区示范点之一。

随着人类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共同保护，这座皇家园林和周围寺庙必将拥有世界属性。人类文化遗产和遗产地的地理标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座园林和寺庙不仅仅是公益性质的城市公园。如果从谋利的角度去审视这处遗产，那么这种保护将是破坏和灭绝。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和园林里仍然存留着清代近300年的古建基址残塬，一处处残损的古桥、一株株干枯的古松，一片片透泥染绿的棚瓦，仿佛能拾起久远无声的历史。山庄宫殿区的东宫，湖区整组的清舒山馆、戒得堂等遗址残损相当严重。山庄内西部山岳纵横、沟壑幽深，这里汇集了几乎所有的乾隆时期建筑精华。西峪的有真意轩、秀起堂、龙王庙、鹫云寺、静含太古山房，松林峪的食蔗居，梨树峪内的梨花伴月、创得斋。松云峡里的清溪远流、仙苑召灵、山近轩、水月庵、旃檀林、碧静堂、含青斋、敞睛斋、玉岑精舍，还有山区珠源寺、碧峰寺等群组建筑，墙垣风化、苔基浸绿，无不触目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