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人生

汉——2000余年前亚洲最大的帝国——的历史，是从刘邦打败项羽、定都长安开始的。此后的200余年间，长安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东方世界散发着耀人的光辉。环视宇内，当时能够与之媲美的唯有西方古代罗马帝国的罗马城。缘此之故，后世的文人学士纷纷对古都长安投以关注的视线，试图描绘出鼎盛时期大汉帝都的风景。被推定为魏晋时人著作的《三辅黄图》、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明代范守己的《雍谭》等，均是有关古代长安的地理名著。但由于王莽末年的更始之乱对长安造成的破坏甚巨，可供参考的文献记载又颇为缺乏，故此后代人的记述参差不一，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感。20世纪初田野考古学引人中国后，人们借助近代科学技术和崭新的发掘手法，对古都长安的理解与认识才出现飞跃性的进展，有关研究论文、专著不断出现。但对于长安城与《考工记》的关系，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在此拟提出一些个人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自50年代开始，汉长安城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其大致轮廓已基本确认。为便于下文议论的展开，在此先对长安城的布局作一简单介绍。

考古勘察表明：长安城的平面形状大致为方形，但北城墙因临近渭河，与河道走向基本平行，呈西南一东北方向；南城墙因迁就已经建成的长乐宫和未央宫，有曲折外凸之处。东墙长约6000米，南墙长约7600米，西墙长约4900米，北墙长约7200米，四面围墙总长约25700米，合汉代62里强，基本上与《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及《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汉旧仪》长安城周围62里的记述相符。东、南、西、北各辟4门。城内有9条纵横交错的交通干道，其长度虽各不相同，但宽度一致，均为45米左右。每条干道又进而一分为三，中间一条宽达20米，是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的较窄，各为12米左右。皇帝、太后起居所在的未央宫与长乐宫分别位于长安城的西南角与东南角，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有武库，未央宫的北面还有桂宫、北宫。城市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东、西市则位于城内西北隅。川西汉末年，又在长安城南修建了宗庙、辟雍、社稷等礼制建筑。纵观全城，以宫殿为主的皇家建筑占据了大部分面积。

在论及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时，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参照《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条予以规划设计的。闭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匠人营国”条的具体内容：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以汉初的 长安城来对照这段文字，除城门和道路的数目一致外，尚有不少相并之处，难以令人率然相信以《考工记》指导长安城建设的说法。

关于 《考工记》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在此简单地梳理一下。经始皇焚书与秦末兵火，古籍散佚甚重。西汉王朝建立后，着手进行古籍整理。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修学好古，他收集到的先秦旧籍中包括《周官》。此书内分6官：1、天官家宰；2、地官司徒；3、春官宗伯；4,夏官司马；5、秋官司寇；6、冬官司空。但其中缺少最后一部分，刘德用与其内容相似的《考工记》予以补网a《考工记》的作者相传是周初“制礼作乐”的周公旦。刘德将此书献给朝廷后，并未受到特殊的重视，反而颇受当时学者们的批判。王莽秉政后，一心模仿周公的行为和制度，预备夺取汉家天下。国师刘欲在皇家书库中发现《周官》，整理之后献给了王莽。王莽大喜，将之立于博士。王莽政权覆亡后，惆官》虽不复立于学官，但儒生们仍在私下传授。直到东汉的经学大家郑玄为之作注，并取刘氏未校的古书与今本相校，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地位，使其与《仪礼》、《礼记》并列“三礼”之中。后来，唐代学者又为其作疏，并将全部文字刻人《开成石经》，终于得以跻身于当时的十二经之列。

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或日春秋末年，或曰战国时期，或曰秦汉时代，诸说杂陈。从内容上看，可以断定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唐人贾公颜、清人江永主张的东周齐人作之说，已为学界大多数所接受。但纵观考古发掘的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大多与《考工记》中所言城市规划思想不符。能够称得上与《考工记》记载接近的，只有鲁曲阜故城。曲阜故城的城墙虽不平直，但轮廓大致为方形，有城门11座，其中东、西、北门各3座，南门2座。在故城中部偏北，有被认为是鲁国宫城的宫室建筑基址，大城圈可视为郭城。在宫城的周围，即城的东部、东北、北部和西北，分布着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居住遗址。南墙东门以南1.5公里余有夯土台，传为舞零台，为鲁行零礼之处。宫殿、城门、“两观”、祭坛成直线，可视为鲁城的中轴线。

春秋时期的鲁国，被看做周礼的忠实继承者。伯禽(周公子)至曲阜就任鲁公时，带去大量的礼乐典籍器物，“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川因此，曲阜的礼乐典籍远比其他诸侯国丰富。周公死后，成王为褒奖周公辅政的功绩，特命鲁国郊祀文王。周天子之外，鲁国是唯一能够使用天子礼乐的诸侯封国。鲁国一向悟守周礼，即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古代礼乐。吴公子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出使鲁国，遍赏周代乐舞，尽兴而归。晋国韩宣子在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出聘鲁国后，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孔子也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认为鲁国比其他国家都接近周礼。成书于这一时期齐人之手的《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条，很可能是以忠实体现周礼的邻国— 鲁国都城曲阜为蓝本，进而揉人著者构思所描绘出的一幅王权礼制之下的理想城市设计图。宋代聂崇义在《三礼图》中绘制的“王城图”，可以说是《考工记》城市建设理论的图解。

而以秦兴乐宫为基础修建而成的长安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考工记》的城市建设理念，不能不令人怀疑。汉初的长安城建设，实际上是对秦代首都南扩计划的某种继承。秦始皇时代就已有将都城从渭北的咸阳向渭南发展的构想。秦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殿小”，而周文王、武王曾建都的丰、镐之间乃“帝王之都”；同时，也是为了在地理上更便于东出函谷关以控制关东，遂积极扩建以阿房宫为中心的渭南地区的宫殿。刘邦定都关中，以兴乐宫为基点建设长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秦始皇当初设想的延续。整个城郭坐南朝北，城北因有渭河流经，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东南郊则为墓葬区，空阔寂寥。城内宫殿布局缺乏规划性，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与《考工记》主张的坐北朝南、择中而立的描述大相径庭。长安城有可能确如张衡所言，是“览秦制，跨周法”，参考了《考工记》和前代的城市建设，如“一门三道”的道路格式，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上看，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的楚纪南城。但真正将《考工记》奉为城市建设圭桌，还是从王莽时期开始。王莽以周公自居，行事以周礼为规范。长安城内大局已定，难以有所作为。于是王莽就在城外南郊建九庙、立辟雍、树社樱，结合城北的东、西市，力图使长安城符合《考工记》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想城市蓝图。

从历史上看，愈是中国古代后期王朝的都城，愈是趋向与《周礼·考工记》的城市规划相一致，这大概也是同以《周礼》为主要经典之一的儒学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有关。曹魏邺都北城以通过中阳门的南北向道路为中轴线，配以棋盘格式的街道布局；宫城居于北部正中，城市整体呈现出一种对称的布局。隋唐之时的大兴城与长安城，左右对称的城市格局日益鲜明。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更是忠实体现了《考工记》“匠人营国”理论，居中对称、左祖右社、干道胡同等基本框架清晰明朗，强调帝王权威、遵循传统礼法的城市建设指导思想跃然可见。